“我的孩子13岁，在家上学”：中产家长的教育实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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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关于一群家长的故事。
为了孩子的自由和爱，他们在大理进行的这场教育实验，曾经风靡一时。但经历了矛盾、争吵，最终走向解体。
有人退出，有人坚持。偏离既定道路的代价，是更多的不确定，和难以被验证的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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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 | 袁琳 祁十一
编辑 | 金赫
来源 | 谷雨实验室-腾讯新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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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大理下了整天雨，那是一个星期二，空气很洁净。阳阳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：上午跟弟弟凑在iPad前玩游戏——学了一会儿英语——看电视——帮父亲准备午饭——下午跟上午一样——傍晚锻炼半小时。
晚上，他决定跟妹妹去听“今日领袖课”（一种锻炼孩子领导能力的课程）。去听课的原因是：“太无聊”。
全中国的十岁孩子有极为相似的时间表，竞争从出生就开始了，目标统一——比别人更早、更多、更好。
六点，眯着眼被爸妈拽起床。八点，背着大书包到达学校。中午必须午睡一小时，下午四点半放学，课外班正等着：英语、数学。他们通常在上三年级，顶多四年级。
但杨勇决定让儿子退出这场竞争。阳阳已经13岁了，还不太会写字。假如还在上海，他或许在读初一，是这群孩子大军中的一员。
但现在，大多数时间，他斜窝在大理小院门前的藤椅上，盯着iPad，抑或躺在沙发里。他可以睡到自然醒，爱玩游戏，让他玩。爱吃零食，尽情吃。不想去学校，那就不去。
洪流之中，有勇气逆行的人不多，况且赌的是孩子的一生。在大理，现在有四五十户家庭的孩子，拥有跟阳阳类似的自由，绝大多数是外地家庭。
他们是2005年以后陆续出现的一批家长，因为种种原因，抛弃传统的体制学校，想让孩子走一条与众不同的路。
在这些孩子的童年里，没有学校、班级，没有45分钟循环进行的课堂，没有考试，没有任何一项“must be”（必须）。
对于他们的父母，大理就像是一个应许之地。“少数派”家长聚在这里，理由很简单——孩子不上学，但需要同伴。
这是关于一群家长的故事。他们参加的这场教育实验，很难被验证。我们记录下几个家庭。网络课程、私塾、自学，他们给孩子提供了这些选项。
为了自由和爱，他们聚集，但最终陷入争吵、分裂，互助社区解体，共建学堂失败。有人退出，有人坚持。偏离既定道路的代价，是更多的不确定，和难以预料的未来。
一大波家长来到大理
搬到大理时，阳阳只上过十几天的幼儿园。那是八年前。四岁时，阳阳很渴望上幼儿园，因为小伙伴都上了。头一天，阳阳是开开心心奔向学校的滑梯、塑胶跑道的。第二天，杨勇发现他没那么开心了。第三天，孩子彻底蔫了。再送他去学校，他摇摇头，不想去。
小孩第一次上学，会有一个艰难的适应期。会哭、会闹、反抗，这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所有家长都知道，狠狠心，熬过那几天就好了。
阳阳没有熬过那个阶段，一天放学，杨勇去幼儿园接他，看见孩子们围成一圈，手背着，其它孩子都乖乖站着，只有阳阳不停晃动身体，回头透过玻璃往外看。
杨勇不忍心，决定把阳阳接回家，但保留了名额，他太爱孩子了：十几年前，他定居上海，后来，开了家工艺品加工的外贸公司。孩子出生后，他担心顾不上孩子，关停公司，靠炒股维持收入。因为，“孩子太可爱了，父亲的陪伴不能缺席”。
不是没有努力过。隔三差五，他再去问孩子，要不要去学校？阳阳还是拒绝，但说不出原因。
“我们带他去翻斗乐，他可以玩六七个小时不出来，没问题。但幼儿园里面，翻斗乐是当课程用的，40分钟结束，他热度还没起来呢。”杨勇这样理解阳阳对学校的排斥，“不用问也能够知道，他受不了。”
他尝试理解孩子的决定。去小区对面一家知名小学考察，他发现学校的塑胶跑道非常漂亮，玩乐设施齐全，但教学楼一楼却是锁着的，孩子下课不能到操场玩耍。“跟监狱有什么区别？我看孩子真的是坐牢。”
他支持阳阳，“不想去学校我也支持他”。
孩子一定要上学吗？这个问题一出现，很多观念动摇了。
杨勇回顾了自己的一生：出生于衣食无忧的家庭，乖巧刻苦地考上大学，顺理成章进入父母安排好的“铁饭碗”单位，青年叛逆辞职下海，从业务员做到副总，创办自己的公司，又亲手关掉，“社会上用到的所有能力，上学没有教。”他得出结论。
但阳阳没有同伴，每天眼巴巴望着窗外，盼到其他小朋友放学回来，立马冲出去，玩到所有人离开了才回家。他很孤单。
去大理是为了给儿子找伴儿，杨勇四处找不上学的家庭，建起“在家上学”群——500人一个的群很快扩张成三个。他们商量着搬到一起，好让孩子做个伴。左一嘴右一嘴，有人提议大理，莫名其妙就达成了一致。在这之前，杨勇从未去过大理。
每个到大理的人，都有自己的理由。李符的女儿青青倒是能够接受学校，但学校不太能接受她。那时候，他们在青岛生活。
决定不去学校之前，青青换过三个幼儿园。最后一个幼儿园没上多久，老师找到李符：你女儿太难带了，你把她带回家吧。原因是青青不愿意睡午觉，别的孩子都睡了，她永远睡不着，得老师陪着玩，搅得老师精疲力尽。
青青还在妈妈肚子里时，有人给李符推荐了一本书，里面讲，母乳喂养对孩子好，吃多久都行。青青一直吃母乳到三岁半，吃到自己不想吃了，断奶后开始上幼儿园。她显现出比一般小孩更加旺盛的精力，从小到大从没睡过午觉，力气大，运动时尤其敏捷。
李符没办法，只得把孩子带回家。但不上学的孩子在小区成为异类。邻居见到青青在外面溜达，总是异样的神情：“孩子这么大了怎么不上学啊，可别耽误了。”
他把去大理称之为“求救”。孩子不上学，但她需要处在某个群体当中。听说大理有一群不上学的家庭组成的互助社区，他抱着“被救赎”的心态，辞了工作，参加到这场教育实验之中。
搬家到大理之前，老赵没考虑清楚“怎么教孩子”。只有两件事他是确定的：1.体制学校不上，国内大学也不上；2.有没有文凭无所谓，只要进入一个不靠文凭能谋生的行业，比如Coding（编程）。
老赵其实是体制大学的受益者。他早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，是中国第一批互联网创业者。他曾一度非名牌大学毕业者不招，认为没有文凭的员工有“先天劣势”。
创业几十年，他干过视频通讯，做过交易软件，挑战大众点评，也尝试过教育、旅游，这些之后都大火过的领域，老赵全都早一步尝试过，都没踩在风口上。
但他总结出一个规律：“回顾我二三十年创业过程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，靠自己实打实干出成绩的，都是低学历。”他把自己屡次创业都不太成功的原因归结为——自己“太乖了”，这是体制教育的后遗症。但他忽略了，很多高学历的人，也成功了。
2012年，老赵48岁，女儿4岁。他觉得自己干不动了，想退休。他卖掉北京二环边上200平的房子，打算换个地方，换种活法。大概列了几个条件：山清水秀、四季如春、生活方便、没有尘土。2012年，北京雾霾严重，他又新加了一个条件：没有雾霾。
全国各地筛选一遍，他选中了大理，不仅所有条件都符合，还有一批新式教育的家长聚集，女儿的教育也得到解决。
他对这种生活充满向往。
争吵，争吵，争吵
在家上学，怎么上？学什么？没有一个家长有经验。大家都是第一次，蒙着眼摸河里的石头。看到朋友的孩子苦哈哈上培训班、考试，他们打心底里同情，他们要给孩子自由，要尊重孩子的人性，要培养孩子的人格。
但自由的教育是什么？很多人自己并不明白。他们有无数答案。没有前车之鉴，也没有固定标准，唯一的办法是一个个试。去大理的家长们试过很多种模式：互助社区、共建学堂、网络课程、私塾、自学。
老赵在苍山下的村子里租下一套院子，里里外外重新修缮一新，一次性花了七八十万，破旧的白族村屋，变成明亮干净的花园小别墅。
起初，他跟另外几家父母商议着，共建一个学堂，让孩子们聚在一起学习，不能脱离社会。院子里其中一间大玻璃房变成教室，他们还特意找人搭了一顶蒙古包。
每家出一两万组成联合学堂资金，出资的家庭成为委员会成员，参与学堂的一切决策。一个简陋的“学校”班子搭起来了。李符也把青青送进了老赵的学堂。这里足够自由，没有老师会强迫她午睡。但他没有进委员会——只交一个月一两千的学费，属于成员。
老师，由家长们集体挑选面试。初到大理，孩子们都还小，大多四五岁的样子。大家都很兴奋，兴致勃勃地定了一个办学宗旨——“让孩子走在开悟的路上”。有人提出，谁知道“开悟”是个什么状态呢？大家都摇头。于是把宗旨修改了一下——“在孩子开悟的路上少使绊子”。
老赵有一个理念：人类有两大决策系统，一个叫直觉，一个叫逻辑，0到12岁，孩子青春期之前，应当主要发展他的直觉，青春期后再进行知识灌输。
本着这一理念，他们请过很多外国人来给孩子们授课，课程五花八门。擅长带孩子做游戏的澳大利亚姑娘，玩戏剧的混血男孩，打手鼓的黑人乐手，练中国功夫的德国男人。前前后后数十位老师，但都呆不长，因为常常两三个月后，老师的签证就到期了。
矛盾很快在共建学堂里产生了。把一群追求自由的家长凑到一起，实施起来并不容易。
最初的矛盾是：要不要有组织化，要不要有教材。一部分家长觉得，需要系统化，一部分家长完全反对，各执一词。课程展开后，矛盾又聚焦到新的地方——要不要规范课堂纪律。
学堂的课堂热闹得超乎想象。因为崇尚绝对自由，老师不会强调课堂秩序：经常是，老师在前面讲课，十来个年龄不一的孩子在旁边各行其是。更有甚者，对着老师吐口水、掏老师钱包、抓头发。
有一位老师在老赵面前崩溃得哭起来。他几次求老赵规范一下课堂纪律，因为课堂太乱，教了几个月孩子毫无进展，老师挫败感太强。
关于秩序的问题，委员会议数次不欢而散。有的家长认为，应该管管。有的家长坚持，离开体制教育，就是为了给孩子自由。最后他们达成一个协议，如果孩子干扰了课堂秩序，可以适当约束，把他暂时请到外面去。
但这个协议只实施了一次。有个女孩上课特别积极发言，导致老师没法讲话，只好把她请出去，结果女孩大哭大闹，那堂课所有人都没上完。这次之后，这个协议悄无声息地作废了，再也没有人提过。
李符没有参与委员会，但经常听说他们开会吵架。最严重的一次，他听说“有个性的”老赵跟大家大吵了一架，不欢而散，然后就退出学堂。那是学堂在开办两年之后发生的事。李符从不参与教育理念的讨论，他觉得自己不懂，跟着做就行了。
老赵自己的说法里，没有“大吵一架”。他退出学堂时快速果断，因为事情触碰到他的底线：夭夭9岁了，需要开始有节奏有质量的系统学习，而共建学堂短期内做不到。
“美国大概六七十年代挺多这样的小团体，他们跑到沙漠里去，跑到农村去，说释放孩子天性，培养一个有爱的、自由的人，口号喊的非常好。但事实上出现了很多孩子们到了十几岁，二十多岁以后，第一没有谋生的能力，第二，融入不到社会去，就是社会的废物。”
共建学堂开设的两年多，老赵发现形势越来越滑向这个边缘，心里起了警惕。
他把夭夭从学堂退出来，开始让她完全在家里学习。夭夭的奶奶是数学老师，姥姥是语文老师，是时候教她一些真正的知识了。最近一两年，姥姥不定时地开始教夭夭一些语文——从《诗经》开始，多数是经典，因为“近现代没有合适给孩子读的文章”。
老赵退出后，学堂又坚持了半年，大家自觉没趣，无以为继，终于解散了。散开的十几个家庭，有的离开大理，有的投身宗教，为的是“找个寄托”。
几年过去，还坚持在大理的家庭，渐渐明白一个道理，搬到这边来的家长人人都有个性，达成统一意见是不可能的事。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最终趋向同一个结果——在家自学。
关于阳阳的教育
到大理的第三年，杨勇从大院搬出来，自己重新找了院子。八年前，他跟六个家庭一起到大理，只有一个目的：作伴。他们租了一个大院子，全住在一起，组成了一个互助社区。
那段时间，孩子非常高兴，每天混在一起疯玩。家长们也很新鲜，约着一起爬山、远游、运动，干什么都有趣，像发现了新世界。
没多久，家长们受不了了。社区也开始分裂，矛盾体现在一些小事上：一起吃饭、打扫，每家标准不一样，经常起纠纷。光是怎么做饭这件事，来来回回变了多次，从大家一起做，变成各做各的，又变成几家一个小团体。最后又闹矛盾，解散。不到两年时间，住在院子里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。
尽管住得很近，但杨勇没有送阳阳去老赵的共建学堂。
学堂跟学校有什么区别？都是强迫孩子学习。他觉得没有必要。假如说大理的家长们都特立独行，那杨勇是最极端的一类——他不要求孩子去外面学习，也不要求在家学习，孩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所有时间，自己安排。
早几年，杨勇家是周边小孩最热衷的乐园。用杨勇自己的话，“门庭若市”。孩子们喜欢到他家玩，百无禁忌，没有约束。孩子人手一个iPad，游戏随便玩，电视随便看。
“我经常看到的现象是，我家的孩子跟一帮孩子蹦床上玩，有几个孩子抓紧时间拿我们孩子iPad玩，那时候我真的理解了什么叫如饥似渴，在自己家压抑得很严重嘛！”杨勇回忆这情景时的语气，心疼中带着自豪。
时间久了，很多家长对他们家的“放纵”产生意见，开始限制孩子到杨勇家，但孩子还是会偷偷跑来。
“他（阳阳）十岁之前就是文盲。”阳阳直到十岁，不会认字，更不会写字。如今他13岁了，没有上过一堂正式的课，认识一些字，但不会写，只会照着字画。今年，杨勇给阳阳买了字帖，让他每天写一遍，为了防止他养成“倒画笔”的习惯。
他在等待。等待阳阳发现自己的爱好，然后坚定支持他。2019年11月的一天中午，太阳高照，我和杨勇坐在院子，他的大儿子阳阳和小儿子坐在屋檐下。阳阳突然大声问：“爸爸我可以看纪录片吗？”
“不可以。”
“我想看……”
“我们不是约定好了的吗？12岁半的时候你可以每周玩一个小时电子游戏，想看纪录片就可以看，要13岁的时候还没有找到你喜欢的事情，这些就都停了。”
阳阳坐在沙发上，撅起嘴，露出不开心的表情，随后又继续看身旁的弟弟玩游戏。不一会儿，他拿起玩具手枪，对着父亲和天空发射塑料子弹。一颗子弹打在了杨勇腰上，杨勇“唉哟”一声，转过头叫了一声：“阳阳，不能打我。”阳阳收起了枪，继续对着天空发射。
“我就是要让他无聊。”杨勇说，“你看他现在就很无聊。”
他的理由是：他无聊了，就会去寻找自己想做的事情。“他妈妈说的话对我很有触动，她说孩子打游戏可能是在逃避，她从心理学给出的解释，我觉得有道理。之前他喜欢打游戏，我就让他打。”
但13年了，阳阳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爱好。他坚持时间最长的喜好是打游戏，杨勇不会限制他玩游戏的时间。多的时候，一天玩十几个小时。曾经一万多的压岁钱，全花在游戏上。
杨勇问他：这么喜欢打游戏，要不要玩电竞？
阳阳摇头，不想。
他很崩溃，开始限制阳阳打游戏的时间。阳阳尝试过别的东西。有一阵子喜欢做木工，往家里带回过木头做的小手枪，后来社团解散，他也不再做了；还去上过篮球课，杨勇带他去的，承诺坚持一个月给500元零花。阳阳坚持了一个月之后，再也不去了；唯一坚持至今的习惯是游泳，每周两次，已经持续了一年多。
杨勇发现自己不太了解他。阳阳不爱说话，好像对什么都不太有兴趣。他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也不知道他对什么感兴趣，他们的沟通也不多。阳阳平时爱玩哪款游戏，他没注意。去兴趣课堂学的什么内容，他也没问过。
今年，阳阳突然提出想学英语。他觉得吃惊，了解下去才知道，小伙伴被父母要求只能用英语沟通，他为了跟他们玩游戏，必须学英语。
还在坚持的人
关于孩子的教育，即使在家庭内部，夫妻之间，有的分歧也越来越严重。杨勇想不通，为什么原来相爱的两个人，最后会变成仇人呢？
关于这种生活，杨勇的妻子阿宁坚持不住了，她觉得不能这样下去。转变是从查出乳腺癌开始的。他们2013年在一起，在大理相识，然后结婚。阿宁也是带着孩子到大理“在家上学”的家长。结婚后，他们又生了一个孩子，如今一共三个。
生病以前，她与杨勇的教育理念一致——三个孩子在2017年以前，都从没学过任何内容。
患病后，她的想法发生了转变。不能再放任孩子，必须学习。也许是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，也许是为孩子的未来恐慌。她开始转向，冲杨勇发火，说此前的三观都是“迎合他”。但此后，她要有自我了。
在教育问题上，两个人吵过很多次，“小吵天天有，大吵三六九”。最后达成协议——大儿子阳阳归杨勇管，二女儿潇潇和小儿子归阿宁管。
此后，阿宁封了两个孩子的网络，把他们送到共建学堂学习国外课程，报各种兴趣班——钢琴、小提琴、舞蹈，教他们做家务，不听话的时候，甚至会动粗。
杨勇和阿宁互不相让。阿宁把孩子iPad装上密码，孩子求助杨勇，杨勇偷偷把密码解开。阿宁用武力“管教”孩子，杨勇挡在前面，及时把孩子抱走。
潇潇喜欢上课。我们跟她聊天，她会兴致勃勃地把自己写的剧本拿出来看，大方地展示自己练琴的过程，她尤其喜欢班上一个朋友送她的画，羡慕她画得好，一直念叨“我也想学画画”。
以前不读书时，她总暗自盼着上学。“妈妈告诉我9月份才去上学，我不知道月份是什么。一个9月，又一个9月，我以为9月份一直没到来。”潇潇想上学，因为朋友都在上。她也喜欢学琴，因为“弹钢琴的时候，伤心的事就会忘了”。
如今，学习了两年的潇潇会上全英文课程，会弹简单的钢琴曲。每周二到周五，在学堂学习五个小时，还要参加其他的兴趣课，例如戏剧、今日领袖。
杨勇是这样看待潇潇这两年的变化的：“成效是有，但代价很大。”他举了一个例子，孩子妈妈不在家时，潇潇会拉着他问：爸爸你说我今天是先练琴，还是先写作业，还是先睡觉呢？
“什么主见都没了。这种听话我一向反对，你觉得是好事吗？”杨勇反对的态度很明确。
他本想过离婚。在她活着的最后两年，他们几乎没办法面对面坐着说话，一说话就吵，吵得很厉害。
就在我们今年10月见面后不久，阿宁去世了。杨勇很难过，“我本以为我们之间已经没有爱了，但她走了之后我才发现，原来还是爱的。很怀念她，想起她还是会难受”。
老赵给杨勇讲过“美国教育实验培养出废人”的故事。也讲过对孩子玩游戏的看法：不反对孩子打游戏，但要注意不要沉溺。他给杨勇举了央视报道的孩子沉溺游戏后跟父母决裂的故事，总结说：孩子沉溺一定是缺乏爱，是你把他推向了游戏。
“他没有反应，也不接受。他显然没有考虑过这种东西。”老赵说。他跟杨勇进行过多次理论探讨，杨勇曾跟他提起在看一本叫做《好妈妈胜过好老师》的书，他私下研究了这本书，觉得书里有很多错误，比如作者引用了一个案例——试飞员试飞新飞机，很多人摔下来，他们做了研究，发现没摔下来的都是打游戏特别好的，所以打游戏值得鼓励。
“我是搞工科的，这个逻辑明显太扯了。”老赵评价。
老赵跟杨勇相识多年，他觉得，杨勇还处在人生的叛逆阶段，这在大理家长身上普遍存在。“我看到的情况是他们极有可能复制了美国先锋教育的结果。孩子没有热情，对什么也不感兴趣。”老赵说。“我们村里有几个这样的孩子。”
老赵的孩子夭夭，跟阳阳只隔着五分钟步行距离。下午三点，正是孩子们上学的时间，夭夭坐在家里老房子客厅的秋千上，捧着一本英文版的莎士比亚剧作《麦克白》阅读。
秋千是老赵亲手做的，夭夭安静地看书，时而轻轻摇晃，挂在木头房梁上的秋千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。一会儿，她又躺在木地板上，双脚搭在秋千凳子上。
四周一片宁静，大人们正在午休，三岁的小妹也在睡觉，只有夭夭和弟弟小虎在学习和玩耍。
老赵继续按照自己的理论教育孩子。女儿夭夭马上要进入青春期。在他的理论里，是适合知识灌输的阶段了。
最近两年，他陆续让夭夭学习一些基础知识，跟着外国人学习英语，兴趣课也参加了一些：舞蹈、钢琴、游泳、吉他、马术。大理各种各样的课程有很多，大多是在家上学的家长担任老师，义务教学，愿意听课的话，每天的时间都可以排得满满当当。
最近，老赵给夭夭安排了一次突击训练。一套新东方的书，阅读、听力、语法各一本，18套试卷，9个星期全部做完，然后去参加小托福的考试。
“考了小托福相当于英语水平超过中国一半的大学生。”老赵解释。去年，夭夭考过一次小小托福，两科全是满分。
考试是为了检验孩子学习成果，也是为了给孩子树立一个短期目标，锻炼短时间内组织和寻找方法，完成项目要求的能力。此外，他还打算带夭夭参加北京举办的马术比赛，正紧锣密鼓地安排她的马术课练习。
李符家的教育理念一直很稳定，他坚持一个原则——孩子必须学习，学习必须连续。从老赵的学堂退出以后，他给青青找了一套美国加州的教材，从一年级开始学起，在家自学，由妈妈在一旁照看。
青青跟潇潇差不多年纪，如今在学习水平上已经跟潇潇拉开距离。
自由和爱，和未来
孩子长大了怎么办？这是每个让孩子在家上学的人，都面临的问题。不按常规路径上学、不参加高考，意味着失去主流认可的普遍机会，意味着更加不确定的未来。
大城市里，激烈的教育竞争已到达近乎白热化的境地。在北京，学区房价格可以高达几十万一平，为了上一所优质学校，家长们不惜一切代价。而在课外，上万乃至数万的补习班也层出不穷。
大理的家长不愿意孩子遭受这一切。他们还坚持自己的孩子要健康长大，内核是——自由和爱。
2019年，老赵一家去了趟深圳，和亲戚朋友们见了见，遭遇众人轮番劝说。“夭夭11岁了，该考虑考虑前途了。”这样的话不绝于耳。
面对众人的轰炸，老赵甩出一番话来：“你们看，考美国大学，成绩占1/3，还有1/3权重是她的经历，另外1/3是个人自述和推荐信。我不跟你们比成绩，你们也知道成绩除了敲开大门外没什么用，孩子还受很多苦。我就跟你们差异化竞争，比如经历。”
即便这条路走不通，这些孩子还可以走自考的路。老赵并不担心。村里在家上学的孩子，通过自考顺利拿到大专文凭，再往本科、研究生一步步攻，这样的先例是有的。
老赵试图培养夭夭在爬雪山上的经验。这原本是他个人的喜好。几年前他去攀登大理附近的哈巴雪山，也带上了夭夭，意外发现夭夭忍耐力很好，陪着他走在最前面，差一点就登了顶。
过去五年，夭夭登了四次海拔5000多米的哈巴雪山、一次6000多米的玉珠峰，其中四次登顶。彼时，她不过是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。
夭夭安静羞涩，但当你和她相处的时间越长，她的话便一点点地多了起来。说起爬雪山，她说不上喜欢或不喜欢，但坦然接受。
“爬雪山，最后要登顶的那一段路可难受了，那是最难的。”她睁大了眼睛，用惊奇的目光再现了登山中最艰难痛苦的一段。但即便如此，她仍愿意再去。她答应老赵，明年去登7000多米的慕士塔格峰，位于新疆塔城。
登山，与山川、植物、动物、人相处，是老赵让孩子们认识世界的方式。功利一点说，它是敲门砖，也是社交货币，即“有共同兴趣爱好和经历的人，很容易就打成一片。比如登山，喜欢的人就会很快聚在一起讨论登山”。
也有的人决定撤离。曾经一块来的人，只有杨勇一家还留在大理。有一家去了美国，其余的家庭看着孩子到了适学年龄，大理又缺乏成体系的教育模式，心里发慌，全都重新回到城市的学校。
面对阳阳的情况，杨勇心很宽：“孩子只要心理健康，在十七八岁找到自己的兴趣，哪怕是种地，也可以啊，现在有机蔬菜卖得多好多贵，可以去搞有机农业嘛。或是对电子游戏感兴趣，也可以去做电竞啊。现在路很宽，为什么要为了挤独木桥，把孩子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搞得头破血流？”
“他会找到自己的路的。即便最后是讨饭，或者种地，只要他愿意，他喜欢，都没问题啊。如果他就是想在家跟我种地，打理我们院子里这三分地，自给自足，那也挺好啊。我走了那么多地方，经历了曲折飘泊才过上了今天这样平淡的生活，他不需要去经历那些也能享受平淡，不挺好么？”
对于阳阳现在的状况，杨勇很满意，“他善良，单纯，心理健康，性格阳光，跟人交往也没有问题。”
至于学习意愿和兴趣，他寄希望于青春期，到时孩子会自发思考，主动学习，找到方向，因为“这些都是脑科学验证过的，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”。
“我相信他青春期绝对会自己调整，醒悟的。”杨勇坚定地重复了几次。
-背景音乐-
《Somewhere In Time》《郝云-去大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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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辰，心理专家，央广著名主播，主持20年心理情感热线，温暖解惑，一语中的。《心灵解压课》十点课堂全新上线。公众号：北辰在找你。抖音号：bczzn。演讲，个人心理咨询微信：16601113347新书《你要活成一束光》当当网热卖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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